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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之路,从来不是孤军奋战。
每一位患者的康复,
背后往往凝聚着多学科协作的智慧,
也承载着接诊医生与提供“第二诊疗意见”的同道之间的信任与默契。
然而,当一位医生面对另一位同行的治疗方案时,那句即将出口的评价,其分量远超专业判断本身。
它可能是一剂良药,也可能是一根引信。
古人云“医者仁心”,这份“仁”,
既应对患者,也应施与同行。
一、一句否定,可能点燃多重危机的引信
在医疗实践中,极端个案的发生,其结果很少由单一因素导致。它通常是疾病本身的复杂性、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、患者的个体差异,乃至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交织叠加的产物。当患者历经疼痛、功能障碍以及巨大的身心和经济压力后,其情绪状态已如履薄冰,极度脆弱。
此时,若后一位医生轻率地给出“这个手术做坏了”或“这个方案根本不对”等结论式、否定性的评语,其产生的冲击波是立体而剧烈的:
*对患者而言,这瞬间将其推入“寻找责任方”的漩涡。原本可能只是对疗效不佳的失望,会立刻转化为“我的痛苦必须有人负责”的愤怒与对立情绪,极易引发医疗纠纷。
*对同行而言,这种缺乏全面背景了解的“审判”,不仅否定了其专业能力,更无视了其当初决策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境和良苦用心,是对同行尊严与付出的巨大伤害。
* 对行业而言,每一次轻率的相互指责,都在侵蚀医疗共同体赖以存在的信任基石,助长防御性医疗的风气,最终使得医生们在未来决策时畏首畏尾,受损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与患者的根本利益。
二、“慎重评价”不等于“无原则包庇”
必须厘清的是,我们倡导的“慎重评价”,绝非要求医生在面对明确的医疗错误时缄口不言、互相包庇。医学的进步正是在不断反思、纠错中实现的。这里的核心在于“评价的方式”与“评价的初衷”。
* 装上“刹车”:控制评价的冲动与情绪。在开口前,先自问:我是否全面了解了患者的所有病历资料?我是否充分知晓前一位医生决策时的具体考量(如患者当时的紧急状况、可用的医疗资源、患者的个人选择等)?我的评价是基于客观医学事实,还是掺杂了个人主观情绪或学术流派偏见?
* 把好“方向盘”:明确评价的目的与边界。提供第二诊疗意见的根本目的,是为了给患者提供更多元的信息和更优的后续路径,而不是为了证明“我比你高明”。因此,评价应聚焦于“未来怎么办”,而非“过去谁错了”。可以用“从这个检查结果看,我们或许可以尝试……”替代“他当初就不该给你用这个药”;用“目前的状况下,我认为另一种方案可能更有利于……”替代“这个手术根本没做好”。
三、构建建设性的同行评议文化
回到医学教育的原点,我们几乎都受过师长“慎言”的教诲。这并非世故,而是智慧。它背后是对医疗实践复杂性的深刻认知,和对同行、对患者、对职业声誉的敬畏。
迈向未来,我们需要共同构建一种建设性的同行评议文化:
1. 秉持谦逊与同理心。承认医学的局限性,理解同行在复杂情境下决策的艰难。在发表意见时,保持学术上的严谨和态度上的尊重。
2. 对事不对人,向前看。将讨论集中在病例本身和治疗方案上,避免对同行进行能力或动机的评判。核心是共同为患者寻找当下的最佳出路。
3. 完善内部讨论机制。*鼓励在科室内部、专业团队内进行坦诚的病例讨论和复盘,这将是一个更安全、更有效的知识更新与错误防范机制。
结语
医生的眼泪,不应为同行的苛责而流。
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,而非彼此。
慎于评价同行,慎用我们的话语权,
为第二诊疗意见装上“刹车”与“方向盘”,这不是对专业的束缚,
而是对患者福祉更深沉的守护,
也是对医疗行业这片我们共同耕耘的土壤最长久的呵护。
因为,唯有相互支撑,才能走得更远;
唯有慎言,方能成就大医精诚的真正风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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